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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紫禁城的黃昏》:莊士敦和高伯雨筆下的近代中國

2019-11-08 08:18 編輯:TF003 來源:北京晚報

關于溥儀的人生故事,中國讀者早已不陌生。透過溥儀的回憶錄《我的前半生》和莊士敦(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,1874—1938)的《紫禁城的黃昏》,我們能為溥儀及其時代構建起基本的敘事輪廓,但高伯雨翻譯的《紫禁城的黃昏》仍然顯得獨具一格,它為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新的細節和洞見。這本書的文字,至少交織著三重聲音:莊士敦的敘述,溥儀的自傳,以及高伯雨的評注。

作者 李琬


這部書主人公雖然身為“皇帝”,參與和見證清末民初一系列關乎中國命運的大事件,看似處于狂烈風暴的中心,卻是近代歷史記憶的幽暗之處。譬如,假如根據后設的歷史結論,我們大概無法接受莊士敦的一種觀點,即當時大多數民眾仍然懷念清朝,對民國非常失望和不滿。然而,莊士敦這本書最早于1934年在英國出版,幾乎記錄的是同時代的事件,因此,即使相比溥儀本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寫出的自傳,也保留了更多的現場感——雖然莊士敦身為外國人,有時畢竟難以看見諸多事件背后種種復雜的內幕。

莊士敦的回望與哀嘆

莊士敦

莊士敦于1898年來到中國,在港英政府、威海衛租借地任職,1919年經過李鴻章之子李經邁推薦,成為溥儀的英文教師。他在中國文化中浸淫甚久,對儒家思想和佛教都頗有研究,與他幾乎認作精神鄉土的中國有十足深厚的情感糾葛。囿于職位和經歷,他自然在中國民眾是否“懷念”清朝的判斷上有所夸大和盲視,但也未必不能揭示某種層面的真實。魯迅曾在雜文中多次批判的“遺老遺少”之勢力和革命的不徹底性,也從反面顯示民眾思想中舊有慣性之強大,以及一部分精英中仍然存在的效忠故君的思想。

在各種思想、主義、救國方案激烈交鋒的20世紀二十年代,君主立憲制也曾是政治方案之一。民國成立不久之時,一部分知識人和官員仍然對民國的前途抱有疑慮,處于觀望和搖擺之中,他們希望溥儀能夠多少了解和學習君主立憲的知識,以免未來民國命運變化,還可以新的政府來應付。

莊士敦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應邀入宮。他滿懷理想和激情,試圖教溥儀如何做一位“現代君主”。師生二人也確實有過美好的時光,至少通過莊士敦的熏染,溥儀接受了最表面的西方“文明”,他堅持采取西方打扮,酷愛一切西方物什,學會了打網球、高爾夫。然而,莊士敦希望溥儀擁有獨立人格、做一個精神上的現代人,這一愿景最終顯然是幻滅了。

當莊士敦記錄下這段從慈禧、光緒到1924年遜帝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的歷史,他完全采取的是“遺民”眼光,筆調里既有挽歌的哀嘆,也流露溫情和憧憬——他仍然寄希望于未來某天,自己親手塑造的那個少年能夠重新擁有皇位,而莊士敦發自內心地相信,這是百姓的福祉。我們當然無法贊同這樣的立場,但是閱讀這本書,或許會為我們帶來同情之理解:對于莊士敦,以及陳寶琛、梁鼎芬、鄭孝胥等這些視民國為“敵國”的遺老來說,要求他們在外部環境劇變時,立即接受現代國家的觀念和政治文化邏輯,顯然是一種苛求;而在某種程度上,他們心中向來相信、承認和效忠的“王朝”和“天下”,也確實因為清室和民國統治者雙方的誤解和敵意而日益崩解。在莊士敦回憶中,馮玉祥的逼宮以及后來發生的孫殿英盜掘東陵——特別是后者——給溥儀帶來極大的沖擊,成為他內心對民國政府徹底失望的轉折點。這也與溥儀自己的敘述基本相合。正是南京國民政府對盜掘事件的寬縱、冷漠,以及這個政府數年來表現出的傲慢和不守信義,加劇了溥儀的復辟沖動,最終在遺老的裹挾之下,本來就缺乏獨立意志的遜帝走入了難以挽回的歧途。

“紫禁城”的互文

高伯雨譯本的可貴之處在于,譯者不僅在翻譯過程中不時補充有必要向讀者交代的史實,如內務府的來源與嬗變等,更注意將《我的前半生》與莊士敦記錄的不合之處相互比照,二人的處境、心態、文體風格之差異都一目了然。莊士敦對于溥儀的溫情,似乎無法在溥儀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太多回應,多少有些令人感傷,但畢竟《我的前半生》已經是幾十年后,經歷過巨大波瀾、身心徹底改造之后的溥儀的敘述了。

除了引用溥儀的自述,高伯雨的一大長處是善于援引同時代的報刊,帶領讀者深入當時社會輿論、民眾心態的罅隙,抵達莊士敦的目光所不能抵達之處。溥儀大婚一節,高伯雨引用當天《大公報》對溥儀婚禮的報道,看似交代典禮經過的平面描寫,實際上包含了徐世昌“戀戀于太保頭銜”、為溥儀貢納禮物的一段情節,而這稍后又成為國會提議取消“清室優待條件”的導火索之一。高伯雨向來欣賞周作人的文風,不難看出他駁雜的抄書做法也有周作人的影響痕跡——但即使是做“文抄公”,抄錄何種材料,仍然相當考驗抄錄者的見地。高伯雨對各類材料的調用、評判,不可謂不高明。

《紫禁城的黃昏》也是貝托魯奇電影《末代皇帝》的重要藍本,電影中溥儀的扮演者尊龍在訪談中表示,他對人物的理解是,溥儀一直在尋找一個精神上的父親,而莊士敦在他的青少年時期扮演了這一角色——這一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洞察了這段特殊的師生關系。莊士敦不再擔任教師后,溥儀只能在陳寶琛、鄭孝胥、羅振玉等謀求復辟的遺老們意見之下生活,以陳寶琛為首的“還宮派”,以羅振玉為首的“聯日派”,以及趕走羅振玉、“后來居上”的鄭孝胥,意見常常齟齬,令溥儀感到困惑迷茫。后來他徹底投靠日本,參與建立偽滿洲國,確是“認賊作父”。

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

高伯雨

身在中西文明和新舊時代的夾縫之中,落寞和彷徨,對失去文化之根的恐懼,大概是眾多離散、漂泊的中國子民所共同分享的生命情緒。本書譯者高伯雨盡管很少直接談論自己的人生,但是字里行間,我們不難辨認,他對溥儀的命運和溥儀的時代,有著切膚的、沉郁的體認。

或許大陸的許多讀者都對高伯雨的名字感到陌生。然而在文獻資料中略加搜索,你會發現高伯雨的身影絕不少見,但他往往是作為歷史事件和現場的見證者、評論者的面貌出現的。許多文章談及近代歷史的細節,或編撰年譜,或評價劉文典、蔡元培,乃至晚清中興名臣曾、胡、左、李等人物,都不時參考和引用高伯雨的隨筆掌故,可見他對近代歷史的書寫何其廣闊和深遠。

高伯雨可說是天生的掌故家。他原籍廣東澄海,1906年生于香港,是香港盛極一時的“元發行”的后人,早年曾留學英國,專攻英國文學,1930年在上海的中國銀行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。他早年曾跟隨溥心畬學畫,與周作人曾有過不少書信往來。抗戰爆發后,高伯雨返回香港,后來幾乎以寫稿為生。

除了新舊交替時代的人生履歷,他個人嗜好讀書,記憶力極強,“寫回憶錄可不必檢查日記”,而善于翻閱報紙的習慣更成為掌故家的基本功夫。因為上述種種因素,他寫掌故信手拈來,往往可以直接憑借記憶引用典籍,當然,這并不意味著高伯雨的寫作有任何疏放和隨意之處——他文字的一大特點便是注重考據,講究材料信實,幾乎從不依憑捕風捉影、添油加醋的民間逸聞,也從不演繹史實、作小說家之言。他在《紫禁城的黃昏》中遇到Ni Wen-te一名:此人是總統府一個秘書,奉命到車站迎接莊士敦到京。但起先高伯雨在譯注中說明并不確定是何人,數年之后,他查考資料,在1920年的《最近官紳履歷匯編》中查到“倪文德”,才放心寫下這幾個字。這個在書中只出現過一次的小人物名字,高伯雨也未輕易放過,他向讀者展示了掌故文章本來應有的謹嚴法度,在今天已很少見。

高伯雨父親高舜琴曾是光緒年間的舉人,因為無意做官,回香港繼續經商,但在20世紀三十年代,高家元發行破產倒閉,高伯雨的命運也在悄然發生改變。父親和他自己的人生軌跡,映現出傳統家族秩序、職業道路和人生智慧的瓦解和變遷。20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高伯雨每日筆耕二三千到三四千字,一生積累的文字超過千萬。除了寫稿養家的需求之外,高伯雨講述過往時代的動力和資源如此旺盛豐沛,是否也意味著,在他那體量龐大的著述中,寄寓了某種難以直抒的身世之慨?

談起翻譯《紫禁城的黃昏》的過程,高伯雨不無得意地回憶道:

書中的歷史人物和提到的風俗習慣,我都很熟,圍繞在紫禁城和心向“宣統皇帝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、陳寶琛、鄭孝胥、金梁、張勛、徐世昌、寶熙、朱益藩等等,他們的生平,我隨時可以詳詳細細的道出來,而且陳寶琛、金梁我也相識的。所以下筆翻譯時,不便說“倚馬可待”,倒可以說運筆如飛,十分順利。

短短幾句話,自信中還有難以掩飾的親切。他雖然能作“西洋趣味的文字”,但最熟悉的,恐怕還是清代和“遺老”一輩的舊人舊事。只是在20世紀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國,不大有這樣的社會空間和心情余裕來供人摩挲暮色、抒寫嘆息,更多的是峻急迅猛的世事更迭。

20世紀五十年代之后,高伯雨雖身在香港,但在文章與出版上的熱情從未減弱。他和香港本地以及大陸遷居香港的文人如曹聚仁、盧瑋鑾、包天笑頻繁往來,辦掌故秘聞雜志《大華》,出版《釧影樓回憶錄》《花隨人圣庵摭憶》等回憶晚清民國往事的著作,自己也在各派刊物上以不同筆名頻繁發表文章,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實際上,高伯雨原來也并非只談風月,對于國內外的風云變幻同樣多有關注,但迫于生計和時局的壓力,后來放棄了“談政治”,選擇明哲保身,未嘗不顯出一種不得已的分寸與寂寞。

高伯雨去世前,曾出版《聽雨樓隨筆》單行本,但二十年后牛津大學出版社才陸續出版他的文集,可以說是對這位掌故大家遲到的回饋和肯定。如今高伯雨譯注的《紫禁城的黃昏》在大陸面世,這部書雖然并非他本人的著述,但面對這樣一段急劇變化的歷史,即使是翻譯和做注,也充分凸顯高伯雨的史識和筆力。他的評點,和這本書的敘述本身一樣,為當代讀者進入百年前漫漶的歷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參照;他也以他的博學、縝密和公允的眼光,罕見地讓譯注贏得了與著作原文幾乎平等的尊嚴和地位。

(原標題:莊士敦和高伯雨筆下的近代中國)

來源 北京晚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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